
说到各种画风的不同以及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对自己古老文化“闭关式”地封闭保存,我心中有一个疑惑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喜欢强调多样化。比如要强调会议中总要又一个少数民族什么的,班里要把外国人混杂起来什么的。记得去年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案例,比如要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候选名单里选择四个人送到外星球进行文化交流,候选名单里每个人有各自的特性。大家都很自觉地首先想到送出去的代表要多样化,首要就是要有男有女。但要是比如已有四个男的或四个女的已经承载了最多样化的信息,那为什么一定要弄成有男有女呢?所谓的多样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已,决不应该是什么凸显业绩的手段、指标或是目标。
第二个疑惑是什么要文化交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阅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时候解决了。我一定要严重表态,我觉得《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要比《我的名字叫红》好太多了。不管是行文的方式,内容的深度,还有吸引人的程度,比起《我的名字叫红》的拙劣的故事线,《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绝对是一本经典的佳作。伊斯坦布尔就是一座“文化交流”的结果。古老的东方的幽深的文化,西方工业化经济发达文明,还有奥斯曼帝国本身曾经极度辉煌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充满了“呼愁”的城市。我们所出生的城市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不能自己选择,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成就了自己。就像帕慕克说的:“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之所以很喜欢帕慕克的这本自传式的作品,还因为我感觉到了共鸣,对这座从未造访过的伊斯坦布尔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或许是因为帕慕克小时候的伊斯坦布尔多少和我小时候的上海有那么点相像。同样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同样试图摆脱过去想要完全西化,同样有一些破破旧旧的城区和一条不那么让人觉得干净明亮的河流。莫言说,人类文化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但我觉得与此同时,总伴有文化撞击后带来未知的余震,就好像布满伊斯坦布尔以及其所有居民的挥之不去的“呼愁”。对于急于文化交流撞击和西化的我们,余震效果又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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