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心萌动那一年

《杀心萌动那一年》是我一听了介绍就很有阅读欲望的一本书。说的是二战后的德国处于东西方势力僵持的时候，一名柏林的大学生一日在广播里听到一则新闻。新闻的内容是纳粹时代的法官被判无罪释放，而这名法官在当年判决了很多无辜的善良的甚至是反纳粹的人死刑，其中包括这位主人公的好朋友的爸爸。由此，这位柏林大学生突然就萌发了很强烈的要去刺杀这位法官的意愿。在这种意愿的驱动之下，他开始调查这名法官和当时他好友父亲被杀的来龙去脉。在当初的真相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主人公也了解了被害者的遗孀的悲惨不公的命运。

这本书同时有好几条线索，随着真相的一一揭露，主人公的内心也在不断地挣扎变化。一开始就是热血沸腾，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寻找杀人的动力和心理支撑，中途还放弃过杀人的念头，再又重拾杀人计划，一直到最后没有杀人。这样的变化正如标题所说的，整整持续了一年。一开始吸引我的是萌动的杀心，但让我喜欢的恰恰是“依然没有开枪的还算是幸运的结局”。

因为时代背景内容很不普通，所以书里涉及到好多我们平常都不怎么可能遇到的情景，甚至有的是我们都没有机会去想的矛盾问题。总之我看到了好多个引起我注意的点，下面我就简单列举一下，具体就只在心里面展开而懒得写出来了。

（一）
先是主人公为了为自己的杀心正名，尝试去收集很多当时的资料。他用他的思路去观察战时资料，他想到“时而是对毁灭欲的鄙视，时而又被蒙昧所吸引和驱使，时而又对翻阅这些纳粹垃圾感到厌烦。我终于决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头脑清醒，如何才能做到呢？当人们被这种完美的阴险语言所迷惑，当预言被摧残时，曾有过痛苦的呐喊吗？”(p.88-89)显然，必须要头脑清楚才能对信息进行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做出正确判断和所拥有的信息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似乎总是倾向于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来作为作判断的依据。但是信息量的多少和做出判断正确与否未必有着成正比的函数关系呀。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而瞎猜最后正确的概率，未必就比拥有很多各种各样（但是肯定不可能是所有的信息）的信息之后做出正确结论的概率低。如果无法确定信息量与最终正确判断的内在关系，那何必要更可能多的收集相关信息呢？

（二）
然后主人公也问自己：“为什么不学历史，偏要揪住纳粹呢？为什么不学意大利文或天文学，而要研究冷战呢？[……]为什么不在一所英国的大学向上攀登，在一所女子学院找一个美丽、聪慧和贤淑的女伴，然后过着没有历史污秽和魔鬼的自由生活，继续你的写作，写出清秀、圆润、悠然的句子出来，等20年、30年以后，德国人没落，或者至少去掉他们的粗野，最终把纳粹和纳粹精神埋葬以后，像卡内蒂一样坐在Hamp stead Heath咖啡馆里，眯缝着眼睛阅读德国的报纸……”(p.132-133)面对历史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什么不能释怀而要追问呢？同样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同的立场似乎应该采取不同的思路。我们对战胜国和战败国的要求感觉很不一样，作为战胜国和战败国是否可以采取同等的姿态面对历史呢？毕竟真正要面对历史的，并不是当初的当事人，而是更广大的无辜的平民百姓。

（三）
我以前对二战的认识是很模糊很懵懂的，一直以为纳粹是大恶人，而其他的所有反对纳粹并获得胜利的都是好人，都是一帮的。看完这本书发觉，其实纯粹的反对纳粹和某某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书中受害者的遗孀其实只是纯粹的反纳粹，没有也不愿意加入任何现存的政治帮派。但是在那些政治帮派的眼中这是不够的，不热烈拥护参与自己的政治帮派在他们眼中就是倾向于另一帮派的敌人甚至“叛国贼”，所以遗孀一家即使在战后应该被平反和赞扬的日子里生活得都很凄惨。书中关于遗孀一家有这么一段评论：“他[阿克塞尔]的父亲看穿了政治和进行了斗争，但却没有对他有什么帮助。他父亲是很勇敢的人，却被胆小鬼们惩罚。他在死神面前拯救了很多受害者，自己却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他是个正直的人，却被送到刽子手的刀斧之下，直到今天还遭到追逐。而阿克塞尔的母亲，就因为说了几句主张和平的话，就被当作女巫长达20年之久。阿克塞尔失望了，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预见到了这个逻辑发展，但却无法把它说出来。我们只能在出门时对吃糕点的人激动一番，叹息伦特纳咖啡馆在30年前有多少人曾为希特勒欢呼雀跃。”(p.168)这样的遭遇让人很气愤但是也很无奈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悲。

（四）
虽然这本书的最大的反派应该就是主人公杀心萌动的对象，也就是那名被无罪释放的纳粹法官。但是读到后面，我心里萌动着的杀心却是针对许德拉的。许德拉是在战后的一名政府官员，千方百计地污蔑和毁谤遗孀。这可能就是“汉奸比日本鬼子更可恶”的原理吧。

当时以许德拉为典型的政治集团(现在也是)有专治扭曲的民主观念，但是用遗孀的话说“真正的民主应该也允许有其他政治观念的人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应该用多数意见强加给他们。”(p.216)

还有我之前一直想要是自己的观点和政府的观点不一样应该怎么做，比如要是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而国家政府却在战争之中，不支持自己国家的军队就不爱国了么？我曾经尝试分析这种问题，但是越分析却越往自己想法的反方向带，而一度想不出反驳的论点来了。直到我看到这本书遗孀的另一断话“与联邦政府执政纲领意见不一致，并不意味是一种敌视宪法的行为。批评政府部门的一个观点、一条法律或者条例，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p.216-217)所以我很反感现在一直提倡的“和谐”，因为我觉得和谐应该是一种最终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手段。事物发展有矛盾是正常的，也应该是需要经历的过程。应该是“我们这么这么做了，最终和谐了”，这样很自然很好的。而不应该是“为了（显得）和谐，我们要这么这么做”，这样有点“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的意思，不是本末倒置了么。

（五）
再说说“最大的反派”，主人公想要刺杀纳粹法官，于是就每天跟踪他想要了解他的行程。这时的纳粹法官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威风模样，从外表看只是一个身形单薄的普通老人。主人公内心突然又有了犹豫，那个纳粹法官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害的老人了，要不要对这样的貌似毫无抵抗力的老人下毒手呢？一个人身上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特质，一个是应该受人尊敬和爱护的年纪，另一个是他曾经犯下却未曾为之救赎的罪孽。如果是在一座公交车上，要不要给这样的人让座呢？我个人觉得，功与罪能不能相抵都不一定了，年纪、性别、病患等等作为弱势群体的因素又凭什么来换取别人的有抵减作用的同情呢？

（六）
内心悸动的主人公最终还是没有下手，总结他没有下手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我再次感到了内心的疑虑。有关对R.的计划，我觉得很老式，狭隘、落后，而实际上也如此。向一个纳粹退休老人报复，这确实无法与卡特琳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勇气相比。为纳粹和50年代司法的受害者平反，这很好，但这也太德国思维了，刻板，非黑即白。思想中的出发点在重新组合，变成了在这个软弱时刻对我最尖锐的裁判：你所以要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你在道义上比别人强！而且还要从道义上获取自己的私利！”(p.291-292)

（七）
《杀心萌动那一年》这部以战后德国反思为题材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本书，那就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也翻译做《生死朗读》）。那本《生死朗读》可以算是我从小说中思考问题的一个开始了，《生死朗读》里的两难的题目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做过，也跟大学同学做过，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喜闻这部《生死朗读》已经翻拍成了电影《The Reader》，由Stephen Daldry导演，主演有Kate Winslet和“伏地魔”Ralph Fiennes。而且马上就要上映了，这肯定是我09年必看的一部电影。海报也有点扰乱视听的意思，因为海报的主题写着“How far would you go to protect a secret?”。这句话初看像是在说女主角，细想想其实也在说男主角。毕竟我觉得男主角才是这部作品真正的主角，好歹男主角才是点题的“朗读者”么。

杀心萌动那一年
[德]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
王泰智/沈慧珠（译）
9787802251236

PS：岁末年初大家都在做年度总结，我也回顾一下2008年跟着叶沙读书节目读的书明显比上一年少。只读了几本月光书房介绍的《我眼里残缺的法兰西》和《杀心萌动那一年》；《亚瑟王之死》超长的现在才看了大概五分之一；《人类群星闪耀时》和《拉维尔斯坦》已经买来家里了，我一定会好好看快点跟上叶沙节目步伐的。